洪永爭 另一種歸途
來源于：洪永爭發(fā)布于：2021-07-26 13:07: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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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永爭,筆名漠陽紅,70年代出生。佛山文學(xué)院簽約作家。發(fā)表過小說、散文、詩歌若干。
另一種歸途
古代文人多有“天涯”情結(jié),“天涯”一詞在古詩詞里頻頻出
現(xiàn)。“天涯”為何意?字面理解為“天之邊緣”。然而,當我們翻開古典詩詞細細品味,我們會發(fā)現(xiàn):“天涯”并不是一個“天之邊緣”所能概括的,它是中國古代文人一種普遍、沉重而又賴以寄托精神的文化思緒。古代文人多為兩重身份,既是朝廷官吏,又是文人,他們以文人之氣質(zhì)在官場上起落沉浮,大都因與時世格格不入而得罪權(quán)貴,以致仕途失意遭貶謫或流放。在被貶謫或流放的日子里,他們產(chǎn)生了無限的憂憤,去國離家,漂泊異鄉(xiāng),渺如天地一沙鷗,孤單失群,鳴叫一聲竟無伴應(yīng)和,遂有了漂泊天涯的悲愴之感。王勃用“海內(nèi)存知己,天涯若比鄰”的詩句來勸慰離京出任于蜀州的杜少府,盡管詩句超脫豪邁,但是我們不難從其側(cè)面看宦游者之無奈;溫庭筠的詞句“千萬恨,恨極在天涯”和馬致遠的散曲“夕陽西下,思腸人在天涯”,道出了游子漂泊無所依的生存狀態(tài);蘇軾的“天涯倦客,山中歸路,望斷故園心眼”與秦觀的“無奈歸心,暗隨流水到天涯”,異曲同工地宣泄了仕途失意者有家難歸的憂怨;辛棄疾以“見說道、天涯芳草無歸路”的詞句哭訴自己憂君憂國、卻又報國無門的悲痛;陸游句“寄語紅橋橋下水,扁舟何日尋兄弟?行遍天涯真老亦”的詞句將他報國無望、飄零異鄉(xiāng)加倍思念親人的情感表露無遺…
這些詩詞是失意者的不平之音,更是時代的心聲。歷史上有成就的文人,多為時代之良心,他們皆有經(jīng)時濟世之志,但黑暗的現(xiàn)實讓他們作出了或耿直敢言,或不滿時局,或為民請命,或拒絕同流合污的行為,因而得罪當權(quán)者,被當權(quán)者貶出京都有的被貶謫到邊遠之地主官,有的被發(fā)配到邊疆服刑。被貶者身處邊關(guān),家在萬里,每望北方,不禁悲從中來,這時用什么來表達自己的感情?惟有詩詞。吟詩作詞中什么字詞最能表達這種漂泊之感?惟有“天涯”二字。因而“天涯”二字就頻頻出現(xiàn)在他們帶血淚的詩詞里。他們在詩詞里感身世飄零,嘆時命不濟,憤塵世之不平,哀民生之多艱,用文字道出了人生最真切、最感人、最悲慟的心聲,這種心聲成就了他們另一種閃光的人生他們在漂泊天涯中成為后世永遠的話題和后輩永恒的文化偶像。屈原、李白、杜甫、蘇軾、辛棄疾、陸游等文人,生前窮困潦倒,四海為家,死后成為萬世景仰的殿堂人物。相反,那些顯赫一時的達官顯貴,在享盡生前的榮華富貴后,大都被歷史長河的巨浪淘得無影無蹤,留不下一點屬于他們的痕跡。有的雖然在歷史留下了深深的腳印,但是他們的名字卻遺臭萬年。像李林甫、秦檜、嚴崇、和珅之輩,他們生前權(quán)傾朝野,紅極一時,但他們死后被釘在歷史的柱子上,任人鞭撻,任人唾罵。“正邪自古同冰炭,毀譽于今判偽真”,這是歷史最終的審判。
毋容置疑,在仕途上,鉆營和投機是達官顯貴的天梯,他們生前憑籍著他們特有的天梯在官場上平步青云。而漂泊文人沒有這樣的天梯,自然不會在仕途扶搖直上,所以漂泊天涯注定是漂泊文人的另一種歸途。
在眾多天涯漂泊者中,蘇軾無疑是最顛沛流離的一個。他出生于一個富有教養(yǎng)的家庭,成長在一個表面升平而內(nèi)里各種社會矛盾漸趨尖銳的時代。這一時代號稱百年無事,但實際是內(nèi)憂外患。蘇軾在這樣的家庭與社會氣氛熏陶下,受儒家經(jīng)時濟世思想的影響,早年即立下用世之志,決心以身許國,并主張針對現(xiàn)實中的種種弊端進行改革。步入仕途后,他耿直敢言,既不贊同王安石改革派“求之過急”的變法,又不完全茍同司馬光保守派的政見,夾在中間,成為黨爭的犧牲品,從此過上顛沛流離的貶謫生活。他一生外調(diào)和流放到的州郡不下十來個,最遠被流放到海南島,真可謂命運多舛。面對這種命運,蘇軾沒有屈服,即使是“空包煮寒菜,破灶燒濕葦”罪官生活,哪怕“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每無炭,夏無寒泉”流放天涯,也磨滅不了他“一蓑煙雨任平生”的超脫精神;就算“墻上柳棉吹又少的傷感,也動搖不了他那“天涯何處無芳草”的豁達的人生觀。在他眼里,江山勝跡,淳樸的民風,閑散的鄉(xiāng)村生活,乃至一草一木,一溝一壑,無不是有情之物,這些有情之物與他那顆不能忘懷現(xiàn)實的壯心相結(jié)合,隨即升華成許多或雄健豪放、或清曠淡遠的著名詩文。這些詩文沒有給蘇軾帶來能飛黃騰達的官運,卻竟就了宋代一個永恒的文化符號—蘇東坡—這是天涯漂泊者蘇軾真正的歸途。
陸游也是一位無根的漂泊者,他才華橫溢十八歲隨從曾幾游學(xué)就以作詩聞名遠近。二十八歲那年獲省試第一,次年在禮部復(fù)試中得罪秦檜而被除名。秦檜死后陸游被起用,不久又因張浚北伐敗歸而被貫以“鼓唱是非,力說張浚用兵”的罪名罷掉官職。此后,他在官場上如履薄冰,時被罷官,時又復(fù)仕,像無根的浮萍漂泊于天涯。他有“樓船夜雪瓜洲渡,鐵馬秋風大散關(guān)”的豪氣,怎余南宋統(tǒng)治者貪圖享樂,不思進取,使他“遺民淚盡胡塵里,南望王師又一年”。他從來不為自己的個人得失悲哀,心惦記著“胡未滅”,即便“身老滄州”,仍然“心在天山”。直至垂老,他仍是“僵臥孤村不自哀,尚思為國成輪臺”,彌留之際,他留下了“死去原知萬事空,但悲不見九州同。王師北定中
原日,家祭無忘告乃翁”這一感天動地的遺囑。至此,陸游走完自己悲劇的一生。陸游生前郁郁不得志,但他以他的時代良心奏響了南宋愛國文學(xué)的第一個高音,他的名字成為南宋愛國文學(xué)的代名詞—這是陸放翁最終的歸途。
蘇軾和陸游等文人的歸途也是古代眾多有時代良心的漂泊文人的歸途,誠然,這種歸途并不是他們本人所希望的。無可否認,他們骨子里都認為作詩為文是雕蟲小技,經(jīng)時濟世才是大丈夫真正的歸途,他們真正所追求的正是這一錦繡歸途,但時世和命運讓他們選擇了另一種歸途—在漂泊天涯中成為后世永遠的話題和后輩永恒的文化偶像。
這是個人的造化、后世的補償抑或是歷史的悲哀?
(2006年)